纵观我国行政法学界所秉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无论是众所公认的合法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还是尚存争议的效能/效率原则[1]，都有域外渊源。
但问题在于究竟何谓权益？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是否构成民事权利？ 笔者主张，个人信息之上应当为个人设权，但此种权利并非如物之所有权般边界清晰的绝对权，而是一种边界相对模糊的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其实，《民法典》第1032条第2款将私人生活安宁作为隐私的兜底内容即已清楚表明，隐私权制度旨在保护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利益，从而保障个人安定宁静、不受干扰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安宁。
这种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的1+3模式即为现行法上关于隐私的基本界定。但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特别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般规定部分第998条关于精神性人格权责任认定与承担，该条对于判定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外其他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所应考量的要素予以开放式列举，包括但不限于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明显采取了动态体系的规范技术。这一结论的得出是有着现行法依据的。或许正如学者所言，网络治理已阶段性地演变为数据治理，而且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既然在隐私上设置人格权在历经较长的探索和演进过程后已经为立法所确认，那么，相较于仅具有消极防御功能的隐私权而言，由于个人信息还能够被积极地利用，因此更应将其受保护的法律地位提升为民事权利。
在授权公开的情形，由于公开的对象为个人信息，但又必须通过读取个人数据才能实现，因此属于个人信息权和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同时行使。然而，由于对数据及相关概念缺乏清晰界定，经常出现数据与信息的术语混用、属性不明晰等现象。其实能被他人所侵害的并非隐私、信息和数据本身，而是其上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权利。
与此不同，若是授权自动化决策，由于自动化决策是机器读取并处理数据，而不需要人工的直接参与，从而是对个人数据所有权的行使。四、隐私、信息与数据上个人权利的差序格局 如前所述，私人生活安宁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隐私事实处于事实层，个人信息作为与个人相关的事实状态之描述处于内容层，而私密信息则是对隐私事实的信息化描述。究其实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是构建隐私权法的核心。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隐私和信息处于不同位阶，私密信息不是隐私和信息在平面上的交叉，而是隐私在个人信息上投射的产物（参见图1），所以私密信息既是信息也是隐私，它既要适用隐私的规定，也要适用信息保护和利用的规制，二者构成规范竞合时应从强化私密信息保护的规范目的出发具体判断。
将此稍加调整和拓展，便可以转用于隐私、信息与数据以及三者之上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权利。由此在数字时代一定意义我们可以说，数据为机器所读取，而信息则由人来读取。
如此便形成不同于欧美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这种混合继受也给概念区分和权利构造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尽管个人信息可以被商业化利用，但这不过是人格权所包含的财产性内容，并不改变其属于人格权的基本定位。2017年的《民法总则》则从正面确认了隐私权这一具体人格权类型，随后2020年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又对隐私权细化为1+3模式。这在现行法上尤其体现为，《民法典》第1032条第2句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主要通过行为禁令列举的方式表达，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而第1033条又对具体的侵害行为样态予以具体化。
1.信息技术发展打破隐私的单一化秩序 我国法上的隐私权概念源于美国法。与个人信息处于内容层不同，个人数据作为个人信息的载体处于符号层。之所以将数据所有权归为个人所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此类数据上承载着个人信息。第二阶段是直接承认隐私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
作为数字经济得以扩张的驱动因素，数据成为创造和捕获价值的新经济资源。另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数据确权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作为记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源于个人的网络行为（不论搜索、浏览，还是网络消费），由此生发的财产利益自应归该个人所有，因此需要在此类数据上设置个人数据所有权。
在美国法上，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极其宽泛，甚至被学者称为大杂烩，不仅承担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功能，甚至还包含姓名、肖像等不少属于具体人格权的内容。表1 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差序格局 作为计算法学的秩序概念，隐私、信息与数据三者均具有体系构造与规范适用的双重意义，其所涉论题并不限于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规范体系，还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这种数字时代个人权利的差序格局不仅可以为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能够完善和充实计算法学的基本范畴并推动其科学化进程。归根结底，应当从概念上清楚区分隐私和个人信息，尽快摆脱隐私权包打天下的思维误区。后者比如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主要被用于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为强化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且立体之保护，有必要通过将数据所有权赋予个人的方式，实现个人权利从内容层向符号层的延伸。私密活动也可以称为私密事务，属于动态隐私的范畴，指不愿为他人所知（隐）且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无关（私）的活动，主要包括个人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事务。在最为严格的意义上，所谓权利客体（Rechtsobjekt）仅指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能够成为法律上支配力之对象（Gegenstand）的事物。
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2条第1款将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排除在外，于此范围内，私密信息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只能诉诸隐私权制度。进入专题： 数字权利体系 。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9部法律、627部部门规章在同一文本中交替使用个人信息与数据，而同时出现隐私个人信息与数据三者的有6部法律、101部部门规章。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交流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信息产生、获得、使用、传播的方式，因生活交往、社会互动、合同关系、公共利益等，信息分享和利用已成为常态。
但必须特别强调，个人数据所有权虽名曰所有权，但并非存于有体物之上具有绝对支配、排他效力的传统所有权，在结构上与个人信息权具有同构性，也属于一种框架性权利。该条规定不仅对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适用，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也应适用。
传统上具有消极、被动特点的隐私显得过于狭隘，因对个人信息具有积极利用的期待利益，隐私权开始发展出支配性特征，表现为权利主体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之决定权，即依照自己的意志利用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从事各种活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个人信息是正常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础。如此实现区分却不割裂的规范立场，使得二者相互配合、彼此协作，便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保护与利用之间求得平衡。也正因如此，对于个人信息之上能否设权的问题，学说上充满了争议。
从体系解释上看，《民法典》第111条关于个人信息的规定位于第110条关于各项具体人格权的规定和第112条关于身份权的规定之间，再加上第1034条至1039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定位列第四编人格权编，由此便可以得出个人信息权的人格权属性。美国法院基于普通法，尤其是侵权行为法创设隐私权。
若以此层次区分作为基础和分析工具，可以积极应对数字时代兴起的诸多疑难法律问题，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实现计算法学理论的科学化。就此而论，第1034条第3款之所以确立隐私权规定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规则，其目的在于提高对私密信息的保护力度。
据此便可以将隐私、信息、数据划归权利客体，而三者之上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与个人数据权则属于权利本身。而这对于私密信息的规范适用也具有重要影响。
其实，手机号码从其设立之初的功能就是出于社会交往的需要，没有人将在电信部门申请到的手机号迅速锁进保险柜保护得严严实实，恰恰相反，正是要通过作为个人信息的手机号码的分享，来促进社会交往。个人信息被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大量收集和聚集，由此导致的滥用现象受到普遍关注。为此，本文首先分析此三者在权利话语中混乱无序的由来，并指明由此产生的规制难题及化解方向。这些个人信息中既有属于隐私的信息，也包括未必能称作隐私的内容。
后者是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如物权、作为让与之客体的债权和能移转给他人的合同关系。如此，从作为权利客体的信息与数据的层次区分，便形成了数字时代信息与数据上个人权利的二元构造。
另一方面又以信息的形式存在，应作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说上也将人格（利益）作为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客体加以理解。
对于其规范适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专门规定，应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2.化解难题的基本思考框架：权利与权利客体的区分 如前所述，计算法学并非凭空而来，传统法学中具有新兴法学成长的一切理论滋养。
